“社会企业化创新”运动之实质探讨 -《创见文集》

 

黛正导言

去年底为即将在美国出版的《公正发展在中国》写了一章书稿,讨论全球与中国的“社会企业运动”的发展历史与趋势。其中最后一段对“社会企业运动”的实质做了一些探讨,但最后篇幅关系,没有都放到最终书稿内。但期间写的一些感触与思考,或许也值得与大家分享,所有收录到《创见文集》之中(该文实际初落笔于2015年8月,最终修改于2015年11月)。

个人认为:“社会企业运动”实际暴露的不是有无必要新定义某种组织机构类型,或者用法律规范出介于公益与商业的机构,而是揭出了现代政治经济与科技人文社会发展所激发的社会商业运营的新型创新趋势与方向,我把它定义为“社会企业化创新”,这些组织(不论公益还是商业,还是自称为社会企业)把为“社会需求”提供“公正无害”的“全流程解决方案”看成组织发展愿景与机遇,尝试用企业组织模式与创新性方法来满足社会需求。

社会需求分“善”与“恶”吗?

公益机构与社会企业强调其组织运营目的是实现“社会目的”,认为商业机构强调的是“经济目的”。然而商业机构也会说,我生产销售了人们每天生活必须品,越来越多的人能在生活中每天用到让他生活更满意的日常必需品,难道不是为社会需求服务,不是实现社会目的吗?如果放下两方的对立,我们看到的其实是社会经济政治发展,人们生活状态变化之中,日益涌现的各类社会需求。公益组织也好,商业组织也好,其实都在满足“社会需求”

但是社会需求本身有“善”与“恶”之分吗?从《泡泡理论》[i]的I2D 视角来看,我们首先不能说公益组织满足的“社会需求” 就是善良高尚的需求(比如扶贫济困),而商业组织满足的“社会需求”就不够善良高尚(比如提供衣食住行);其次,并不是公益组织在满足“社会需求”的I2D过程中就完全不会伤害到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公正发展权益(比如:羌绣社会企业中使用“童工”的顾虑),而商业企业在提供产品解决方案整个 I2D过程就不会达到完全公正无害(比如:特别强调全流程最高规格可持续发展评估的一些欧洲企业,用GRI[ii]的G4标准来审核自己的“无害”性)。所以,我想提出的视角是“社会企业运动” 揭示的是政府组织,私人商业企业,公益机构第三部门,正在共同努力的一个社会商业发展创新方向:即为“社会需求”提供“无害的全流程解决方案”。

1.社会需求本身没有善恶之分,没有高低贵贱

不是说一个组织员工去扶贫了就更加高尚,一个组织员工在生产面包奶酪就不够高尚,更不需要因为评定你在满足的“社会需求”高尚与否,善恶差异,而给予或克扣经济补贴。(比如:在中国做公益慈善行业的员工工资普遍低于商业企业员工,因为社会有一种误区认为你做慈善你就要奉献,不该拿高工资;又比如,政府购买与各类补贴都更多给予公益组织与社会目的企业,因为认定了他们强调的目的“善”而给予政策资金资源的偏向)。这种区分目的善恶,凭目的善恶分配资源的逻辑很可能是一种误区。其实这种不必要的区分(你组织目标主要是为了满足社会目的吗?),反而会加剧公益机构与商业机构的割裂,这种类似谁是坏人谁是好人的逻辑,反而会让两类组织融合与合作产生障碍,让双方容易产生彼此对立。我们有必要将“伦理”分析与“道德”评判区分开来,避免凡事都必要先“诛心”的思维习惯。

2.为“社会需求”提供“公正无害的全流程解决方案”是更好的共同努力方向

目的的善恶一方面不合适区分,另外一方面不容易区分。比如说,你想要显示自己的身份地位,然后高价购买了奢侈品,这个目的是“恶”的吗?这个需求就不是社会需求吗?这个也是社会需求。当然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后,自然会从简单的生存安全需求过渡到自我实现自我超越需求,这点无可厚非。举个例子,人想放松发泄装酷,然后抽烟。这个想放松发泄装酷的需求无可厚非,但是“香烟”这个解决方案本身出了问题,先不说对环境,对吸二手烟的人“有害”,首先对需求者本身即吸烟者本身的身体健康有害。所以,很多问题不在需求这个目的本身,而是我们满足这个需求找到的解决方案是否“公正无害”。关于“公正无害”如何有效评估,《泡泡理论》里也提供了两方面视角[iii]

1)分析是否对不同时代不同身份人群,在机会资源产出上都做到了“公正”

2)分析整个解决过程从原材料(I)到用后处理(D)都做到“公正”

而在具体不同行业不同地域的执行中,GRI(可持续发展自愿报告组织)过去近20年里不断修改完善的各类评估指标体系也提供了非常好的借鉴。

绝对公正无害确实很难断定,但至少要去分析以上两个视角与现存的已经提醒大家需要注意对各类利益相关体可能造成“伤害”的实践,首先从“无害”入手,从已经被意识到的“有害”的根除入手。现如今,这种对整个流程“无害”的分析监控,很多世界500强组织在努力,而很多公益机构社会企业在操作过程中强调却不够,重视对“社会目的”的善良美丽宣传同时却可能忽略“自身解决方案流程上也会出现很多不足与伤害(比如在中国,公益机构人员收入激励的公正回报的问题,弱势群体产品生产低效能低质量管理造成需求方得不到质量可靠与按时递交的产品)。

总结一下,一个组织是主要服务于社会目的还是经济目的一直以来在“社会企业运动”的相关讨论中都很难区分,刻意的区分反而会造成公益机构与商业组织的不必要对立,也令“社会企业”的定位非常尴尬模糊。其实双方都在为满足“社会需求”服务,而社会需求本身没有善恶高低贵贱之分,关键是不同的组织机构提供需求解决方案的整个过程中是否有考虑并竭尽努力做到“公正无害”,并将这个愿景与目标看成组织不断创新与发展的主要机遇

[i]丁敏(2013)《泡泡理论- 人类社会何去何从》(复旦大学出版社)中讨论了 I2D 视角,指出消费者现在关注从原料(I),生产过程,从工厂到顾客,解决方案,到用后处理(D)的全过程,并机遇这个I2D视角做出购买决策

[ii]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 ,成立于1997年,由美国非盈利环境经济组织CERES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共同发起,持续研究修改发布《可持续性发展报告指南》,2013年启用最新的G4标准。全球各类企业可以采用GRI标准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并按照《指南》遵照标准的情况评定级别。

[iii]丁敏(2013)《泡泡理论- 人类社会何去何从》(复旦大学出版社)中对公正发展执行的讨论(73-78页)

用企业组织模式提高“解决方案”产出和“消费者剩余”分配效能

1.用企业组织的方式或者说用商业方法就会带来“罪恶”吗?

商业企业经常被诟病只为了“挣钱”啥都做得出来?比如在中国,有一种文化症是渴望“发财”又“仇富”。其实大家憎恶的是其商品生产销售整体过程中对社会其他利益相关体造成的“伤害”与“不公正”。但是“社会企业运动”又积极创导“用商业的方式解决社会的问题”。那为啥又需要用“商业的方式”呢?其实是因为“高效能”。“社会企业”运动的发展正是全世界在满足人类社会不断变迁的社会需求上对“效率”与“公平”之间寻找更优解的努力。人们采用创立“企业”的方式来组织投资,生产,流通,交换,实际上的根本追求是“高效率”,因为“企业”本身由一系列利益相关方的“契约”组成,而这项综合性“契约”之所以能够达成的本身依赖于利益相关各方的权益保障与自愿交换。当这份综合性“契约”达成并依照契约规范运转起来后,再交易成本降低,运行的评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效能提高。

2.利用企业组织模式参与“消费者剩余”分配的倡导与设计之中。

丁敏教授在“公正财富”讨论[i]中提到企业创造的消费者剩余大而生产者剩余极低时,一方面可以避免竞争,另一方面创造的重大商誉,可能带来合作伙伴和政府的优惠待遇。而《第二次机器革命》[ii]一书中提到了互联网免费经济中很多“消费者剩余”(比如上网时间的注意力,网络行为数据与用户创造的内容,网络为用户提供的效率等)没有被计算到GDP之中。我们发现:过去商业组织在做的与如今公益组织步入“社会企业化创新”时都会主要考虑如何借力企业组织模式来提高社会需求的“解决方案”产出效能,而新的“社会企业化创新”趋势是不但接受巨大的“消费者剩余”的存在,还可以参与到“消费者剩余”分配设计之中,提高分配效能。比如,很多企业的CSR活动会建议消费者把获得的产品优惠部分捐助给贫困儿童。更直接的例子如TOM鞋,直接设计了其产品购买者买一双给自己的同时,也为贫困人群带去了一双新鞋子的“消费者剩余”分配计划。

3.社会创业者对开发 “社会需求”的公正无害创新的解决方案怀有高度热忱。

“社会企业运动”中一项非常重要的特质就是对“社会企业家精神”的强调与高度重视,其实这份重视主要在于两方面创业创新才干,一方面是持续激发创造性的设计解决“社会需求”的方式方法,另一方面是持续激发创造性的设计“消费者剩余”分配来共同满足“社会需求”解决的方式方法。不同于其他类别的创新,“社会企业化创新”针对的是为“社会需求”提供“公正无害”的“全流程解决方案”,而这个解决方案其实不但包括了产品与服务构建与消费的全过程,也从只关注“生产者剩余”分配(挣钱获利再投入生产来满足“社会需求”),延展到了“消费者剩余”的设计之中(直接让利给消费者,倡导乃至设计消费者使用利润的方式,来共同满足该“社会需求”,这可直接联想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17大目标之一的“负责任的消费”)。在“人生即创业”的讨论中,我们提到社会创业者将人生意义探索与其社会创业过程本身融合,将需要解决的“社会需求”看成自己的人生使命,而“社会企业化创新”的事业运营目标尤其“创新”方面的挑战,相对于过传统的商业与公益模式,更能不断保持与激发社会创业者的参与热忱与激情,形成其“永葆生命的弹性”[iii]笔者特别赞同企业家及其社会创新创业的精神是人类社会经济整体发展的重要引领者,并以这样的视角来解读“企业存在的独特意义”企业家发现利益相关体的竞争诉求,发明了“企业”来持续发现冲突,均衡利益,调解与解决矛盾,创造共享价值,从而使自己发明的“企业”合理合法并可持续地获得经济与社会价值回报。这种“创造发明企业”来解决人类社会中各种利益相关体关系不协调的社会需求场景的热忱就是企业家特有的创业创新精神。

[i]丁敏教授2014年春在复旦大学EMBA的“营销管理”课上的分享内容

[ii][美]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第二次机器革命-数字化技术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经济与社会》The Second Machine Age中信出版社

[iii]张伟.刘婷婷(2015)《社会创业者心理纠结与自我身份建构—基于经典扎根理论研究的发现》,2015中国企业管理案例与质性研究论坛论文集收录

在创新性方法中积极拥抱社会资源与组织动能构建的多元生态演化

社会需求与资源供给的多样丰富带来的多元的不断演化的创新趋势。商业企业的高效能运行管理模式值得公益机构与社会企业学习,与此同时,很多公益机构与社会企业在社会需求的志愿能力动员,精益的创业模式,社会资源开放多元的利用策略上的不断创新也值得传统商业企业学习。

1.社会资源种类的丰富化,伴随的新型交换方式与投资目的

1)现代政治经济与科技人文社会的发展带来社会资源种类的丰富化

Laura在她的书《Giving 2.0》与她在斯坦福MOOC讲座中都强调 “A philanthropist is anyone who gives anything—time, money, experience, skills, networks—in any amount to create a better world.”。不论公益活动还是商业活动,人们投入“供给”的资源越来越多样化,捐赠的不光只可以是货币,而是每个人都还可以投入时间,经验,技能,人际网络等来参与慈善与社会改善。同样人们的收益可以不是“货币收入”,而是成就荣誉感,社会认同与联结,自我学习与成长等。另一方面,越来越多政府社区愿意分享资源,让第二第三部部门组织来参与建设(比如英国在第三部门的社会企业方式推广上的积极实践,中国政府推动PPP发展等),很多社会公共资源被不断“开放”出来谋求各类合作,成为“社会企业化创新另一类新的丰富资源供给。

“社会企业化创新”公益组织解构多样化“社会资源”的强大能力开始被商业组织意识到并开始模仿与学习。比如: 联邦快递,SAP等国际商业企业借力PYXERA Global[i]的帮助落实其员工参与到本地社会企业的咨询服务中,该项目也已走入中国(参与项目的有各类技能专长的员工会获得近一个月的带薪假期,专门投身到所在国的地区社会目的组织中提供免费咨询服务)。这里用来投入的资源是员工在公司里培养的专属技能与时间,收益的是有利于员工成长的视野与体验,成就感与忠诚度。

2)伴随发展的新型交换方式与货币形态

刚才提到的PYXERA Global的项目里,我们看到各方之间没有货币的兑付,直接进行的是“智能交换”。在过去经济与技术并不发达的社会发展阶段,人们通过生产商品或提供服务赚取货币然后交换自己需要的商品与服务。在慈善捐赠方面,多数人都先想到努力挣钱获得“财务自由”,等有足够的钱的时候开始想到是否捐赠或借贷投资这些货币来帮助别人与社会发展。然而,以“标准化大规模生产制造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后期的高智能科技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让交换方式与货币形态的“改变”有了更多的可能性。这些正在发生的改变,也正是“社会企业化创新”在不同组织实现“创新”的条件与手段。

“智能交换”的增长:很多专业特长技能独立拥有者的出现,加上互联网提供的便利联结,这些技能可以单独直接实现相互“交换”,而不需要通过货币兑付。又如原始时期的“物物交换”,而今很多交换可能会是,我帮你做这部分电脑编程,你教我跳这段拉丁舞。

“意义货币”的追求:对个人“被标准化”的反感(马克思当年就提出了人类被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异化”了),人们渴望探索独立自我价值与自我人生意义。尤其在中国,经历了大规模标准化的高速发展期之后,人们开始从金钱积累的需求过渡到对人生意义追索的需求。人们参与各类活动(比如志愿者活动),付出智能劳力,不是为了追求金钱货币,而是渴望“意义货币”,也就是从这份参与和体验本身收获人生意义的自我感悟与社会认同。而最近几年,分享经济的产生,参与其中的用户对金钱追求之外同时多了一份对“意义货币”的追求。

“影响力投资”的发展:人们参与社会投资目的与行为本身发生了演化,从投资目的上,从单纯渴望的货币投资以获取更高的财务货币回报,不但发展到可以更加多元的将自己的智能与技术进行投资;可以通过股权众筹的方式形成新型的“拥有”模式;还可以将更多自身对人生意义与社会价值的追求通过投资满足相关社会需求且能形成巨大社会影响力的企业来实现。

2.“社会企业化创新”的动能构建方式也不再局限于传统与标准化

1)创业方式的变化:传统商业创业模式比较多是线性的,从有个好点子,到构建团队,确立基本商业模式,搭建产品雏形,注册公司,同时获取初始投资,产生销售以获得最初用户并生存,需要扩大产能的资金,大规模营销推广,提升用户粘性的用户关系管理等。当迈入“社会企业化创新”时,这种偏线性的创业过程被打破,从任何一个起点似乎都可以创建事业,尤其从社会需求本身出发。比如,在中国也发展如火如荼的“社群”现象:workface[ii]最初是创业者社群的定期分享会,慢慢提炼出共同认可的“三所有”价值观,然后开始蜕变不同的交流话题,分享会模式扩展到不同的城市,然后发生了创业者之间的共创,而一些共创固定下来后形成了新的事业,之后又为这些创业者与共创可能提供了新交流设计,培训辅导,提供创业空间。Workface慢慢从社群变成了孵化机构,并计划部分参与到其“孵化”出来的项目的控股合作之中。最初发展的三年里,其创始人强调,他们没有商业模式,只有共同遵循的“三所有”价值观认同,以相对固定的形势不断交流共创,事业本身就会“自然生长”出来。这个案例中,用户社群构建前置,商业模式后置,资源管理方式是比较独特的社会企业的“拼凑法”(Bricolage)战略模式。

2)组织构建的变化:一个事业集团里可以既有商业组织分支,也有公益组织分支;比如,Intel在中国,不再只满足于过去每年举办创新大赛等各类公益项目与参与公益创新投资,而是自己成立了中国法定的“民办非企业”来运营自己的公益项目,把这部分作为单独的事业来运营。又比如Google换了名字Alphabet上市后,大家讨论这个布局其实是原来经营搜索业务的谷歌负责挣钱,而其他子机构负责改变世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原初的商业事业群,或者一个原初的公益事业群里面可能存在以多种方式(包括不同的法定模式,利润分配模式,绩效考核模式)满足社会需求的不同事业组织。

3) 社会生态的融合趋势:在全球的社会企业运动发展中,我们看到了三大部门(政府,私营企业,第三部门)的“隔阂”被不断打破。政府也会扮演企业角色,第三部门与商业企业参与到政府角色中等。中国各地发展时也会同样讨论“小政府,大市场”,还是“大政府,小市场”。而事实是,政府与市场在为“社会需求”提供“公正无害”的“全流程解决方案”方面是一致的,利益相互协调的,可以互相协作融合的。比如,“公正无害”的标准与规范可以现由私营企业或公益机构尝试设计提出,然后政府整合推广固化,也可以由政府统一制订规范,其他部门参与其中。“社会需求”的一些创新性解决方案,可以由社会企业孵化出来试验运行,成功后政府可以并购再加大推广。我们看到的不是割裂的(角色固定并分离的)三个部门,而是可以互相补位的,平等协作的合作伙伴。

回顾总结一下,人类最初尤其在工业革命阶段,积极建立发展企业组织,就是为了提高满足社会需求的各类解决方案的产出“效能”,然而那个阶段的主要评估指标还是企业获得的“货币”增值,这变向导致“拜金主义”文化,同时,因为弱势群体的“社会需求”满足对“货币增值”的效能不高,而不得不由专门的公益组织,第三部门,政府机关来参与到这部分社会需求的服务之中,让“无货币利润”或者极低“货币增值”变成可以接受的组织评估规范。而这种日趋偏颇的企业组织“单货币增值评估方式”(比如传统的货币数字报告为主的财务报表)对社会发展的不利一面已经被日益认知,所以会看到企业社会责任,可持续发展报告,统一财务报表等的积极倡导。另外,以“货币增值”为主流的评估模式,也变向对立了商业企业与公益组织的文化与关系(比如,我们之前讨论的不必要的“善恶之分”)。如今,伴随社会与科技的发展,当慈善与社会资源多样化,“智能”可以不通过货币直接交换,“意义”与“组织影响力”被认同与追求,货币增值(通俗说“挣钱”)不再成为企业组织单一的发展目标,效能评估标准,及其与社会其他资源达成交换的方式,更多元的创新性的投入生产,组织运营,流转消费,产出分配模式已经越来越多的“生发”出来,在企业组织不断生态演化的整个投入产出分配全过程中满足“社会需求”,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社会企业化创新”趋势。从把为“社会需求”提供“公正无害”的“全流程解决方案”看成组织发展愿景与机遇,尝试用企业组织模式与创新性方法来满足社会需求,这个共同的发展创新视角出发,再去把企业组织区分为商业的还是公益的,已经开始失去意义,而企业组织形式为“效能”服务的实质将更好的发挥作用。

从全球与中国的“社会企业运动”的起源与兴盛,我们看到各国政府机关,各类公益组织,商业企业,加上各类社会企业社会创新的孵化组织的推动,教育机构与媒体出版的传播等,都不断加入其中。这里笔者尝试总结并定义其中值得关注与继续探索讨论的共同趋势为“社会企业化创新运动”,这个趋势包含了三个方面

1. 把为“社会需求”提供“公正无害”的全流程解决方案看成组织发展愿景与机遇;

2. 用企业组织模式提高“解决方案”产出和“消费者剩余”分配效能;

3. 用创新性方法来解决社会需求,积极拥抱社会资源与组织动能构建的多元生态演化

当然在“社会企业化创新运动”这个共同趋势中,我们看到了整体社会公正发展机遇的同时,也看到了其中的很多挑战,包括但不限于:

1. “伤害”与“不公正”,投入产出分配全流程谁来评估?公正本身是否难以“求全”?

2. “生产剩余”与“消费者剩余”的合理分配比例?金融资本参与是否存在“剥削”?

3. 社会创业者精神与价值体系的构建?这类创新者如何给予心理辅导与技能支持?

4. “智能交换”“意义货币”“影响力投资”的交易平台,汇兑方式与规范缺失?

5.“社会企业化创新”不断挑战现存的传统商业法律法规界限,三大部门角色模糊可能造成的社会形态“不安定”?

[i]案例来源:与PYXERA中国成都区联络负责人的交流及相关资料查验

[ii]案例来源:对workface组织创始人的参访,社群相关发布与采访报道,信息与追踪拜访等整理而成

写在最后-“商业公益社创跨界人生”

从提笔写这篇讨论至今已过了半年,又多了很多现象与进展。比如《慈善法》的通过,又比如,自己正较深入地参与到两家公益机构的具体工作中。最初的十多年,我一直奋斗在商业企业管理与创业的最前沿。之前二三年,我在采访各地的社会企业家,社会创业的各类利益相关方,研究社会创业者的“心理纠结”与自我身份建构。而如今,我正在深刻体会“公益机构”管理之另类“纠结”。回头看去年这篇讨论,又多了很多新的感慨与更新的发现,尤其是关于“跨界人生”。比如,公益与商业真的可以互相融合嘛?社会企业在中国发展前景能乐观嘛?可持续发展及其评估,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教育如何实质性落地中国?等等……

一篇“旧文”权当抛砖引玉,肯定很多认同与质疑同时存在,也欢迎就此一起来继续探讨(《创见》的联系邮件为Csight@126.com)。

笔者简介

黛正(小花):商业公益社创跨界者

– 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创新创业的跨界研究者:毕业于复旦大学企业管理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 组织和社会心理学硕士,英国志奋领学者;复旦管理学院可持续发展创新与增长研究所(ISIG)研究人员(在读博士生)。致力于研究:人类与商业的可持续发展,社会企业与社会创新,社会责任与价值营销战略与投资,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育体验类产品创新,及理论研究方法论方面的研究课题;

– 社会创新创业的倡导者与相关组织管理咨询顾问:《创见》-生活思想家俱乐部的发起人,并担任多家公益机构与社会创新组织的管理顾问,包括担任浙江省首家民办公益图书馆-有为图书馆独立理事,担任大型教育公募基金会-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的“梦想课程研究院”执行院长等。积极帮助乡村与社区的青少年阅读与素养教育推广,倡导中国青年人提升“全人”素养,拥有“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灵魂,奔放的思想”,成为生活的思想家!

– 步入社会创新创业领域之前,曾在市场研究与互联网商业领域连续创业,是营销战略,市场研究,知识管理,组织设计的全能掌舵,曾是行业蓝海的领军人物与优秀的企业领导人。

编辑| 黛正

图片| 黛正

校对| 黛正

排版| 竹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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