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人掌：幸福的人生不需要刻意追寻意义 | 《创见》2021拾集 VOL. 01

| 写在前面 |

2021年的暮春，草木苍翠，细雨霏霏。《创见》的年会，将会在这五月天的最后一周周末，如约而至。在经历了整个世界充满不确定性的2020后，今年年会我们将会一起奔赴一场关于“人生意义感”的山海！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

奔忙的城市里，个体和环境都在内卷，

熙熙攘攘中，让我们静下心来，

遇见有趣的灵魂，有梦的路人，

一起问问自己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东西。

《创见》作为荟聚生活思想家的俱乐部，已经走进了第七年，过去的六年中，我们分别讨论了哪些话题呢？

独立的人格：那些少有人走的路（2015）

the U(Uncertainty) of life：直面人生与事业的不确定性（2016）

打开内心的“边界” Open the Boundary（2017）

给人生「留白」（2018）

站在【十字路口】（2019）

沉淀【人生的厚度】（2020）

| 嘉宾简介 |

仙人掌（诗闻）

创业萌新，努力学习中的新手经营者，希望可以用自己团队创造的知识工具赋能用户，帮助用户创造更多价值。

我的人生意义

人生的意义这个问题，以我的愚见，就像是汉语的语法一样，怎么说都有道理，怎么说也都有问题。所以，谈论这个话题，我能做的，仅仅是从我个人的角度出发，谈谈我的经历和思考。

小时候的我，接触过很多权利倡导领域的大神，比如一些亚洲或者欧洲的残障平权和女权领域的领头人，仔细考察他们的人生，你会发现，他们都是一些“不幸”的人，是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痛苦，引领他们找到活着的意义——为信念和更多人的福祉而奋斗。不得不说，这是有价值而且很有意义的事情，我从那时候起也就知道了，这不是我要的意义，这不是我要的存在状态。他们的生命里缺乏亲密关系，充满着偏激的思想、与世界为敌的情绪。我这么说，可不是只是通过观察然后臆想出的结论，我自己也曾经是一个权力倡导者，我的行动和言论确实激励过很多人，现在有时候还会被人认出来。当然，如果你能因为我，而过得更好，这个我也觉得是有意义的，但是我觉得我活着的意义并不在于此。

这么说，并不是要去追寻更大的意义，追寻那种改变世界的意义。早几年，在我所接触得比较多的互联网创业圈中，不时还会有一些人发出宏愿说，自己做的产品将会改变世界。我其实对这种说法是有天生的抵触的，因为在我的意识里，我一直认为，社会的改变一定不是因为一个偶然的事件或者某个发明；一定是社会文明发展到某个阶段，随着人们生产生活的积累，而逐步产生的。最近这几年，改变世界的话语听得倒是越来越少了，可能大家也都意识到，这个社会的复杂性和韧性，并不是一个产品或者一群人就可以改变的。其实你每天也在改变着这个世界，比如你在街道上拾起一张纸屑，世界就少了一片垃圾，世界也因为你而发生了一些改变。改变的程度可大可小，身为社会性动物的我们，潜藏于我们内心深处的社会生存基因，使得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获得族群中的影响力，都希望成为举手投足间影响甚多的超级英雄。但是，现实中的大改变，一定是由一点一滴的小改变积累而成的。从这个角度上看，大的意义难道就不是由小的意义所积累而成的吗？而小的意义不正是从生活中的每一个点滴中迸发出的吗？

综上所述，生命的意义落到实处就是做好眼前的每一件事情，认真对待走进你生命里的每一个你喜欢的人。这也是我所认为的我的人生的意义，就是随着自己的喜好，去认真对待每一件事情，对待与我交往的人。这样的态度，粗看起来，好像是随波逐流，把自己的生活的模样交给别人去描绘。但其实并不是这样，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主观能动性，我们都可以选择我们所生活的环境，可以努力去跟我们喜欢的团体靠得更近，可以选择做我们喜欢做的事情。

人生意义感的来源

我的人生跟绝大多数人都有些不同，因为人类与生俱来的一些能力，我都没有，比如，走路和说话。因为出生时的医疗事故，我患上了脑瘫。所以小时候的我花费了大量时间去治疗和训练，在这个阶段，我就一直在质疑我的人生的意义，因为我每天都在重复同样的辛苦的身体训练。训练的时候，大多都是我一个人，有时候有同伴，但是同伴之间也没有什么交流，因为大家都在忙着做自己的练习项目，也都在赶着自己的治疗安排的日程表。在这个时期，我感受不到人生的意义。

在我十四岁的时候，我终于可以一个人走很长的路，也是从那时起，我开始有了一些稿费。口袋里有钱，又可以走路了，我在学校没有什么朋友，因为我跟大家的生活背景太不一样了，几乎没有什么共同的经历和话题。那么摆在我面前的，就是一条自然而然的路——逃课，出去旅行。在那个时代，铁路系统查票的严苛程度远不能和现在相比，所以我那时候，有时候买票，有时候就逃票去坐火车，因为逃票比买票刺激。这种刺激，让我第一次体会到了人生的意义，我在那一刻觉得人生还蛮好玩的。有时候坐长途火车，看见沿途不一样的风景的时候，我也会感到刺激，会惊呼这个世界原来这么丰富多彩，能看到这些，我的人生简直没有白过。于是，那段时间，这样的刺激就变成了我的人生意义感的主要来源。

我二十岁的时候，喜欢上了一个女孩子，但是我妈妈说，因为我患有脑瘫，所以不能和她在一起。这件事情，对我的打击非常大。我知道这是一种典型的歧视行为，而且这样的行为由本应该爱我的妈妈做出来，当时我就觉得整个世界都是敌对的，都是不友好的，都是会对我另眼相看的。于是，我加入了一些公益机构，开始研究一些歧视的现象和一些反歧视的思想，并在各地组织一些活动，阻止人们做出一些歧视行为。这些“战斗”，就是我在那个阶段意义感的来源，那些行为让我觉得我的人生是精彩的，是有所作为的。

至于现在，我已经很久没有思考过意义感这个事情了，因为我已经不需要刻意地去想起它，我会觉得人生本身就有意义，我吃的每一餐饭，见的每一个人，做的每一件事，都富有乐趣与意义。

探索意义感的方式

实践。我认为只有实践才是探索生命的意义最好的方式。举几个我自己的例子——我将自杀付诸实践之后，我才明白，我可以活着。

我的心灵成长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是在我25岁的时候。那一年，我离开家，来到了北京工作。那年的冬天，我去香港参加SAT考试，考完试返回北京的那天刚好是圣诞节。为什么要参加SAT考试呢，因为我想申请美国的大学去读本科。申请的结果很糟糕——五申六拒——因为斯坦福给我发了两封拒信：一封是官话，另一封是招办主任特意写给我的，大意是他们相信我有智力上的潜能，但是他们怀疑我是否真的可以为社会做出贡献，他们十分担心我的心理状态。

我之前读的是专科，高中时代的我，不怎么能读得进去书。我的心里有一种想法：我无论怎样努力，可能都无法在社会上立足。影响我的认知和情绪的最大因素，可能是我父母的态度以及他们的焦虑，尤其是我的父亲，他总是认为没人会给我很好的工作机会，每次谈到我的学习和未来的时候，他们总是表现出一种无比焦虑的状态，总是觉得我会没有能力养活自己；他们总是说生活无比艰难，在我的印象里他们从没有说过活着的乐趣，他们和旁人总是跟我说，因为我患有脑瘫，给他们带来了很多负担，于是他们变得多么艰难；他们总是会说社会不好混，努力也没有什么作用。

以上这些事情，让我陷入了一种深深的忧虑之中，这种忧虑让我心神不宁，让我无法很好地处理我所遇到的事情，包括功课、人际关系，甚至还有那些实验性质的约会，更别提将注意力放在发现自己的兴趣和思考自己的未来上了。至今我在回忆起我的高中乃至大学生活的时候，依然觉得很惋惜，那段时间的生活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遗憾，各种各样的我想去做但没有去做的事情，以及各种各样口是心非的表达。

在那时候，我还不敢把这种忧虑告诉我身边的人，甚至是好朋友。高中时代，我有个特别要好的朋友叫丹丹，在写下这些的文字的前几天，在我们的一次交谈中，她才恍然大悟道：“我明白你是怎么回事了。”

回到圣诞节，那天我一个人在香港机场的航站楼里，等待着那架延误多时的飞往北京的航班。那时候我还在工作，第二天早上我还得准时出现在海淀区的办公室里，完成那一天的事儿。我没有像其他的旅客那样去免税店里选购商品，也没有去哪个咖啡厅里坐着喝上一杯，而是一个人买了瓶水，坐在远离登机口的空旷的座椅上流泪。就像是自来水的管道从里面爆开了一样，眼泪不断地从眼睛里冒出来。我先是默默啜泣，慢慢地就哭出了声音，最后变成了嚎啕大哭。彷佛心里面所有的委屈，都融在了泪水里，只要将泪水都排出体外，那些痛苦也似乎能够随着一起消失。可是，说到痛苦，我又感受不到什么具体的疼痛，理不出个所以然来。我在座椅上试图望向自己的内心，我看见的是一个黑漆漆的，深不见底的洞穴，再没有其他。

现在的我知道，很多心理问题都是不合时宜的自我保护，那个在航站楼里面哭泣的我，正在经历一种类似于扒开一块表面上看上去结了痂，实际上内部已经溃烂化脓的伤口的过程——要将脓水排出，伤口才能真正开始痊愈。

而那支挑开伤口上结痂的针，是那个说她喜欢我却不想和我相处的女孩子，因为她感受不到与我之间的连接，与我在一起，让她觉得非常紧张与害怕。只是当时，我不知道确切的原因，在事情发生的当下，我的内心下意识地屏蔽掉了一些情绪和感受，在若干天之后，在一个人独处的安全的环境里，那些当时未处理的情绪，一股脑地翻涌而出，充满整个内心，让我感到非常痛苦。

在与朋友的交谈中，很多人也向我分享了类似的经历。这是我们大脑的一种求生技巧、一种自我保护策略。比如，在幼年时期受到霸凌的人，真正的影响往往在成年后才表现出来，那些霸凌的行为才开始侵蚀他的内心、影响他的亲密关系……因为幼年的我们没有能力去处理那些遭受的伤害，我们为了避免自己受到更大的影响，为了活下去，暂时屏蔽了那些情绪与经历，但是它就在那里，心灵有个地方受伤了。当我们成长到一定的程度，即我们有能力去处理那些沉积的遗毒，又能帮助心灵康复，它会解开伤口上的封印与屏蔽，将那些负面情绪与伤害释放出来。

这种时候，我们会感到非常痛苦。很多人在这样的时刻，会被吓着，会感到错愕。我就是如此，平时在办公室的时候，我也会和大家开玩笑，同时，就像其他人一样，我也很认真地工作。我没有告诉任何人的是：我每时每刻都想哭，但我却说不出想哭的原因（自从在香港机场哭个痛快之后，这种想哭的念头就渐渐消失了）；我每天晚上都失眠，我感到非常焦虑，就像自己下一秒就会死去一样，却不知道这种焦虑感从何而来。

我渐渐地开始厌恶自己，厌恶自己的一切，甚至厌恶我写的代码、厌恶我的创作。那时候我刚刚出版我的第一本纸质书籍，在宣传阶段，我和团队写了一些文章，发到公众号上，几乎每一篇文章都能有十万加的阅读量，有的文章还被《读者》和《青年文摘》转载。但是，我厌恶这一切，我在内心里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可是我又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

我甚至想到过自杀，连续几天在零下5度的深夜，跑到漆黑的26层楼高的天台上向下张望，但是每当我站在屋顶的边缘的时候，又有一种力量让我觉得不能就这么死去。这种力量中有对往日中曾经付出努力的不甘心，有对当下生活的留恋，有对未知生活的一点点的向往。

在那些漆黑寒冷的夜晚，我思考了很多：人的一生中很多事情都是未知和不确定的，我们会随机地遇到一些人、一些事情，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我们终将死去；我们或因无法治愈的疾病、无法抗拒的意外死去，这样想来，如果死亡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好像看起来也不错。但是，我得找到一个足够有说服力的理由，去战胜让我活下去的“生物本能”，这个理由就是：我正在承受我无法抵抗和改变的痛苦，而且看上去这样的痛苦还会继续延续下去。

但是转念一想，既然人生是一场面向未知的旅行，那么谁又能确定这种痛苦会不会一直延续下去，所以我的理由根本就不成立。当然，我仿佛也听到心里面有另外一个声音，它在不断地冲我呼喊：要好好地活下去，活得精彩。这个声音我很熟悉，正是那个一直支撑着我，让我与生理上的问题做斗争的那股力量。但是，当时那股力量很弱，弱到我几乎感觉不到它，促使我活下去的还是我的求生本能。

我那时候甚至笑话自己，我想那些在敌人、官老爷面前失了节操，却依然能够苟且偷生的人，他们的心态也应该和我如出一辙吧——反正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好死总不如赖活着。带着这样戏谑的笑意，我把自己从寒冷的夜里拉回了温暖的房间，我决定活下去。

通过我在香港机场以及后面独处中有过的无数次哭泣，我把心里的坏死的情绪宣泄了出来，紧接着一种巨大的痛苦笼罩了我：我开始觉得，自己过得非常不好，非常艰难，一点点小事都会引起我的愤怒，整日我都闷闷不乐——我觉得世界对我不公。当我看到自己这些情绪和想法的时候，我被自己吓到了，而且开始更加地厌恶自己。然后我试图让自己开心起来，试图让自己觉得自己很幸运，可是我做不到，我说服不了自己。那段时间，我的工作也变得不顺利，因为我带着抵触情绪在工作，我向外界的解释是，我不能够专心，我偷偷去看了心理医生，他们给了我一个让我可以自欺欺人的理由——我罹患PTSD（创伤后应激综合症）。

PTSD把我又拉回了是死还是活的问题上，这一次我跳进了傍晚的昆明湖，四月初的湖水很凉，透过我的棉衣，那种凉意很快把我包裹起来，我开始下沉，随着我的下沉，我也开始挣扎，因为之前训练过很长时间的游泳，而且本就离岸不远，本能又把我带回了岸边。湖水的凉意让我清醒了过来，那时候我的内心升起了一种不知所云的、继续活下去的强大的欲望，于是我又动摇了，又继续做了一回苟且偷生的人。这两次的苟且偷生，让我意识到，原来活着本身就有意义，我可以活下去。

可以这么说，正因为我将自杀的行为付诸实践了，我才知道了，我想活下去，而且能够活下去。再比如，如果我不去做倡导工作，我也不会知道那样的意义与价值并不是我想要的。